1956年，特别军事法庭应运而生，对上千名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了审判。在此过程中，开国中将钟汉华担任了全程的指挥者。尽管他在审判现场并未现身，但他在幕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同时，他也遭遇了众多挑战和争议。
临危受命主持工作
1955年3月，钟汉华接任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一职，由陈奇涵担任院长。鉴于陈奇涵的健康状况，他决定将法院的日常事务委托给钟汉华处理。作为新上任的副院长，钟汉华迅速投入到工作中，从宏观的审判流程规划到微观的参与人员行为规范，他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。
机构名称调整建议
1956年12月，高克林副院长提出将军事法院更名为“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”的建议。钟汉华在众多事务上持有独到见解，在案件处理方面，他坚持认为，在和平与法律完善的时期，不应采取非常时期的处理手段，应避免死刑和重刑的判决，根据情况考虑保留军人身份，并尽量避免过度开除。
驳回死刑典型案例
在秘书案件中，法院判定秘书单位应判处秘书死刑，但钟汉华经过调查后，发现妻子系因感情不和而自杀。众多类似案例中，死刑被驳回，他一直坚持“力主不轻易剥夺生命，或减少死刑数量”的原则，主张在查明真相之前，争议案件中的生命应得到保留。
战犯审判面临难题
在审判日本战犯之前，高克林传达了指示，要求克服民族情感上的障碍，对犯人进行较为宽容的审判。然而，部分执法人员对此表示难以接受，他们认为我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过于宽松，甚至有执法者选择退出审判工作。例如，战犯藤田茂在河北地区制造了6起集体屠杀事件，造成多人死亡；在山西上段村，他更是残忍地屠杀了180多人。
战犯恶行令人愤怒
开庭之际，周树恩一家的12位成员中，有6人惨遭杀害，周树恩本人出庭作证。村民们从井中打捞出遇难者的遗体，家属们愤怒情绪高涨。起初，钟汉华对上级下达的宽大处理审判指令感到困惑，但后来他深刻领悟到了中央决策的深远影响。
完成任务坚持理念
藤田茂归国后，对自身行为进行了深刻反思，并致力于推动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。尽管钟汉华在审判过程中并未亲自出庭，但他全程参与了指导工作，确保了中央任务的顺利完成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仍旧坚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。人们不禁要问，在当时的背景下，对日本战犯从宽处理的决策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？
